六个风格迥异的工作室——艺术家创作的地方
艺术家对工作室的感情有多深？工作室是艺术家的第二个家，而且可能比第一个家更能展现他们的人格魅力。每一个艺术家都把工作室当作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来打造，在每一个风格迥异的办公室背后，都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主人。
画家 | 麓幂：不乱就没有灵感
2010年，为了有更大的创作空间，法国人麓幂不得不搬离原来狭小的空间，开始新一轮的找房之路。恰逢当时华山路一带有厂房空置待租，法国人爽快地搬了进来。
法国人麓幂总是刻意保留着工作室的凌乱，有一次助手趁着麓幂出差期间，悄悄收拾了乱得不成样的屋子，而麓幂一回家就把工作室重新变回了原样，他的理由是“不乱我就没有了灵感”。
麓幂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东方女人秀美的颈项。
法国人 Christian de Laubadère 在上海定居已整整 13 年。华山路上一栋隐藏在弄堂深处的老厂房就是他现在的工作室兼住房。这间早年被废置的建筑如今进驻了不少工作室和商业办公室，门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每一家住户的地址和名称，却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位艺术家的信息。直到这位穿着体面拄着拐杖的老先生笑着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前迎接，我们才得以走进他亲手打造的灵感世界。
Christian 出生于法国西南部一座别致的沿海小城奥斯戈尔（Hossegor）。Christian 的少年时期在闻名巴黎的左岸度过，从法国最著名的美术学校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毕业后，Christian 一直在法国西南部一所美术院校任职教授。一次偶然的机会，出走中国的旅程却成了他灵感迸发的转折点。现在，他已经习惯在画作上签下自己的中文名，麓幂。这个名字来于他家乡的小名“Loumi”。
约定见面前的一周，麓幂的好友 Anne-Cecile 打来电话再一次确认采访时间。因为这位经纪人兼翻译记错了日子，真正见面时已是一周过后。据说那天热情好客的麓幂特地一早去花市买了新鲜的花束装点居室。这盆巨型如烟火的插花和一把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古董月琴，以及各种在异国搜罗到的旧物一起被摆放在客厅中央的墙边。他的助手说，除了淘旧货，麓幂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买回各种色彩绚丽的鲜花，再配上枯枝败叶。
辞去了原来一间上海法国学校美术教员的职务，麓幂带着卖画赚得的佣金得以在上海市中心租下一间屋子全身心投入创作。在搬来这间足有 200 多平米的工作室之前，麓幂一直在华山路附近的一间小画室里完成他的作品。2010 年，为了寻找更大的空间为拉萨的豪华酒店完成一组长达 18 米的作品，麓幂不得不搬离原来狭小的空间，开始新一轮的找房之路。恰逢当时华山路一带有厂房空置待租，法国人爽快地搬了进来。想要的时候就出现了，麓幂称之为“缘分”。
在法国老家，麓幂也有一间在海边的工作室。祖父猎到的野牛头被做成标本悬挂在卧室墙上，各种收藏品铺满了每一寸生活空间。而现在这间他在上海的住所就像是旧居的复刻，古老的异域元素永远是他钟爱的主题。工作室被分割成两块，外面是稍显局促的日常生活区，里面则是一间异常宽敞的画室，摆放着他还未完成的“颈项”系列和一批即将运往阿拉伯的作品。因这间老厂房改造的房子无法通暖气，一到冬天整间屋子的气温都很低。麓幂从西藏淘回一顶旧帐篷包裹在卧室一张老式的红木床四周，再铺上厚实的垫子，也不觉得太冷。卧室的位置在一间被挑高的二层空间，连接两层的黑铁扶梯是厂房原本就有的配置。阶梯上挂着几盏寺庙檐角的铜铃，也是旧货市场淘来的战利品，这些小玩意儿和楼梯下一处麓幂特地为他的宠物蛐蛐儿搭建的乐园一起，透露着主人让人玩味的童心。
因为工作室近在咫尺，他大可在作画前待上整夜。“创作需要灵感，而灵感来了就可以奔进画室提笔就画”，这种生活与创作亲密无间的工作方式是麓幂最满意的状态。他钟情那些随性而毫无拘束的小习惯，即使语言不通也喜欢开着收音机投入工作中。麓幂总是刻意保留着工作室的凌乱，有一次助手趁着麓幂出差，悄悄收拾了乱得不成样的屋子，而麓幂一回家就把工作室重新变回了原样。 对此，这位艺术家的理由是“不乱我就没有了灵感”。
淘旧货是最让他执着的娱乐活动。画到一时兴起，麓幂就喜欢扔下画笔跑去旧货市场淘小玩意儿，一淘就是一整天。他收纳着那些看似廉价而无用的绣片、老旧布料和坏掉的古乐器，把它们随意摆放在居住和工作的空间里。他从不介意这些旧物的贵贱美丑，只是深深迷恋于那些老式的东西所带来的创作情绪。这些东西成了麓幂灵感的来源，有时还会成为画作的一部分。他以破碎的丝绸和印度织物装饰画中的人物，让那些在黑白两色中浮现的背影添上绚丽的色彩。他还喜欢精心收集这些物件，在居室铺上从中国西藏、印度淘来的旧地毯，像古玩店老板一样把那些值钱或不值钱物件陈列在老红木桌上。家门口的一排手杖是麓幂的私人珍藏，每一柄都是他亲手制作。其中最让他爱不释手的则是一根用废弃的秤杆做成的手杖。因为东西实在太多，来往的住客经常会不请自来地走进屋子参观。助手说，有时稍不留神就会有陌生人出现在客厅的角落里摸索，曾经有一度白天工作室都不敢开门通风。
麓幂在起居室用蓝白红的工业编织布支起一座帐篷作为餐室。这种廉价的工地用材在他眼里却是法国国旗的颜色。餐室里三张老式八仙桌一字排开拼成一条长桌，铺上古朴的印染老红布，桌上摆放的都是从方浜路、河南路一带的旧货市场淘来的老餐碟，看起来老旧却并不便宜。往往越是有年头的手工旧物越是麓幂的心头好。“我喜欢旧时工匠做这些东西时精心的手艺，它比任何一件现代的物件都要结实，是可以使用一辈子的东西。”麓幂还从老家带来一套古董银制刀叉摆在长桌上，这间餐室就像个精致的装置艺术品，只有在朋友来访时才会使用。平时，麓幂和助手都是在对面厨房里解决日常饮食。
连接楼上楼下的黑铁扶梯是厂房原本就有的配置，阶梯上挂着几盏寺庙檐角的铜铃作为装饰。
餐室的另一头便是厨房，被微微熏黑的旧木板上挂着麓幂从西藏、云南背回的烟叶、干草和古典短刀，原生却不失中世纪油画般的美感。美食是麓幂的又一大爱好。他最喜欢吃辣，几乎已经到了无辣不欢的境界。如果心情好，他时常还会亲自下厨做一餐法式料理邀请朋友一起享用。
在这位法国画家眼里，上海是一座会激发他无限创作欲望的城市。前法租界时代遗留的历史建筑和街边两排长长的梧桐树总能唤起他对家乡的回忆。而这些又与快速发展的上海形成强烈的反差。昨天有一座老楼倒下，今天很快又会竖起一栋更高的新楼。麓幂说，在上海，他既能看到一种积极而有生气的“energy”，又能感受到它深沉而古朴的一面。这种魅力深深吸引了他，让他决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初到中国，人山人海的大街成了他眼中一幅庞大的画卷。满街的黄面孔和黑头发让他想起兵马俑，“乍一看觉得每个人都长得一样，而当你走近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不同。”他在工作室一角搭了一间帐篷作为熏画的地方，通风的两扇小门是用旧棕绷床板改造的。他从达•芬奇首创的晕染法中获取灵感，用烟灰一层一层熏黑画布，再用刷子和画笔慢慢描摹形态各异的古典发髻，创造出一幅幅曼妙的女子“颈项”。而那些神秘而微妙的东方面孔成了他画卷中永远的谜，让你永远猜不到那些只能在画中看到秀美颈项的女子，长得到底是一张如何让他魂牵梦绕的脸。
摄影师 | 马良：10 年换 5 间工作室
马良的工作室就像他的作品一样夸张诡异，他在这里收藏了很多被别人当作垃圾扔掉的物品，但丝毫不影响它成为最有趣的艺术家工作室之一。
10年中换5个工作室是马良不得已而为之，每一次来来回回搬迁的后果就是“整个人的气场会被破坏”。
上海松江泗泾的工作室是马良第五个工作室，搬到这儿已经快三年。马良在这座塞满了东西的别墅里养了一只挪威森林猫，大名“莎士比亚”，今年已经快四岁。到工作室参观时，“莎士比亚”就蜷缩在一张红色布艺沙发上睡觉，这张沙发马良从第一间工作室就一直留着。
2004 年，马良决定离开广告老本行在外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第一间工作室是乌鲁木齐路上的一套老式居民房。房东是个赌徒，一年之后房子卖了用来还赌债。马良只得搬到了第二间位于五原路的小住所，也是一间 15 平方米的老房子，周围住的都是老人家。居民以为操着一口北方普通话的马良在住宅区开非法地下工厂，经常上门吵架，还曾一度惊动了警察。
威海路 696 的第四间工作室在当时的威海路艺术家群落里是远近闻名的“最好玩的工作室”。2010 年的上海双年展，马良把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展厅，名为“马良的工作室”的展品让曾经无数想去马良工作室一探究竟的粉丝大饱眼福。马良花了很多心血布置 696 的房子。工作室附近很多老房子在拆迁，马良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跑到拆迁工地上，发掘了很多有趣的宝贝，清代的床、凳子、石磨，甚至浴缸，都被他捡了回来，堆满在工作室里。而这间他最中意的工作室最终没能逃过搬迁的命运，搬家前马良在微博上贴了公告说要开放时段赠送工作室里的收藏，迎来一群粉丝的哄抢。虽然有些不舍，但渐渐也就想通了，“生活就是收集、失去、再收集、再失去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2011 年，在离开了威海路 696 号的工作室原址后，马良搬进了这间 400 多平方米的毛坯别墅。小楼一共三层。地下室是主要的工作区，现在成了仓库。底楼一层是生活区和收纳区、餐厅还有一间简易厨房。再往楼上走就是卧室和几间摆放着凌乱物件的画室和收纳间。这里有大大小小 20 多个房间，通往各楼层之间的楼梯在搬进来之后被刷成了墨绿色，配上红色的钢管扶梯，夸张的色彩搭配延续了马良一贯的风格。考虑到这间房子是租的，马良在搬入的时候没有装空调，所以一到冬天，整间屋子的温度都很低，人站久了就开始手脚冰冷，他只能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小画室工作。
马良的工作时间是从每天下午 1 点到睡觉前。工作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听相声、评书和小说连载，他对这件事极其热衷，而且口味很广。2006 年时马良几乎都能背下姚慕双、周柏春所有的滑稽戏。小时候每天 12 点的评书相声节目是马良的最爱，当时每天只能听一集，现在却能一次听个够。在楼上创作新作品《百纳山川图》的三个星期里，他就听完了长达几百回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之前的工作室在市区，艺术家朋友来了都要求参观。本以为换到泗泾已经够偏的了，没想到还是有粉丝跑过来。然而工作室的环境太过个性，逼真的塑料娃娃头、披着白色长衣的猪头人身像，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有的人欢喜不已，有的人则怕得要命。各种细小的物件铺满了整个客厅和工作间，有些是从 696 搬来的，有些是马良做“移动照相馆”时用过的道具，还有的是他自己动手做的，放在一起让工作室看起来更像是一间有趣的旧货商店。餐厅的吊灯是三辆老式儿童三轮车拼起来的。70 后童年时代，儿童三轮车算是极奢侈的玩具，30 多年后在旧货市场看到它们的时候，马良一口气买了三辆回来做成了自己的作品。
照马良的说法，这种别具一格的混搭风都继承自父亲。马良的父亲是京剧导演，小时候家里有一座朋友送的 50 公分高白瓷维纳斯雕塑，有一次另一个朋友送了把景泰蓝弯刀给父亲，父亲就拿了一根红绳穿在刀上挂在了维纳斯的身上。挎着景泰蓝弯刀的维纳斯成了马良童年记忆里父亲最不可思议的一件混搭式摆设。
对马良来说，怀旧情结一直伴随着自己，只有从过去的时光里，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感。“小时候家里有一台老座钟，每次晚饭的时候一敲响，声音就填满了整个屋子。现在回想起来，它是我童年时很美好的东西。”老座钟这样的装饰品，“让那时乏味又没有光泽的生活产生了一点光芒” 。
马良在松江泗泾的工作室本来是一间别墅，现在被他塞满了各种细小的物件，有些是从上一个工作室搬来的，有些是马良做“移动照相馆”时用过的道具，还有的是他自己动手做的。
而那些能唤起旧时回忆的东西早已成了马良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收集旧物是马良一直以来的爱好。每次出门，他的行李总是会被从外地淘来的小玩意儿塞到超重。靠近餐厅的门外一台绿色的小车上散乱地堆放着各种旧物，细细翻看都是马良搜来的报纸、文件、书信和小人书，这些旧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在他整理的文件夹里还有各种旧时的广告画，土地改革前的房屋地契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招贴画和照片—这些都将会成为未来作品的一部分。
10 年内陆陆续续换了 5 间工作室，而每一次来来回回搬迁的后果就是“整个人的气场会被破坏”。有人建议马良把工作室搬去环境好、物价低的外地，但是马良说自己是上海人，也不想去其他地方。而买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工作室在上海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之父母年纪渐长也不放心独居外地。种种纠结让马良这个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也成了在这个城市里漂泊的艺术家中的一员，每一次搬迁都是体力活，算上打包拆包整理，整个过程最起码要耗费 2 个多月，外加每搬一次家都要扔掉大半东西。泗泾这个工作室虽然租金便宜，但交通不便，5 月份又要搬家，说起这个，马良无奈地摇摇头。很多东西又不能带走，这一次马良决定要留给这间屋子的下一批住客。但是好在他现在也想通了，“其实失去也是拥有的一部分。”马良说。
玻璃艺术家 | 陆驰：工作室是比家还亲的地方
整齐和秩序是陆驰的玻璃工作室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为了强迫自己把每一件用过的工具归位，她甚至会在工具对应的墙上拓上印子。
陆驰负责工作室的设计、装修甚至保洁，她最大的骄傲是“工作室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用卖作品的酬劳一件一件添置起来的”。
陆驰很健谈，说话思路清晰，笑声爽朗。这位才女艺术家在国内非常低调。每年出产的作品不算多，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旅行所感，一座桥梁、一座山峰，都会在她脑中幻化成艺术形象，之后变成流光溢彩的玻璃艺术品。对于自己的工作室，陆驰有比任何人都深厚的情感。她形容自己的工作室是“比家还要亲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她用卖作品所得的酬劳一件一件添置的。
作为清华美院第一批玻璃艺术专业毕业的硕士生，陆驰在进入玻璃专业之前的本科学的是陶瓷艺术。陆驰至今还记得清华在开设玻璃工作室之初，她和导师跑了很多家玻璃工厂，从器械开始一点一点充实原本空荡荡的学校工作室。这项在当时还比较冷门的艺术门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有的技术、硬件几乎都是从零开始。
陆驰所从事的古法玻璃制作要比常见的吹制玻璃更加复杂，从绘图到制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成功率较低。制作一件作品的流程是要把图纸上的设计稿做成泥稿，再在泥稿的表面刷一层硅胶做成立体的硅胶模。硅胶成型后继续倒入融化的蜡待其冷却，将蜡膜脱离出来后，用调和的耐火石膏包裹制成含蜡的石膏模具。待石膏模具内的蜡用高温融化后放入不同颜色的玻璃铸块调配出流动的色彩，经过长达近半月的连续烧制才有可能获得一件半成品。最后，这些粗糙的半成品还需要经过数次切割、带水打磨、抛光。全部过程都必须手工操作，特别是打磨的过程需要从 50 目的金刚石磨片开始，慢慢提高到 600 目，再用砂纸细细打磨一遍，整个过程稍有差池就可能前功尽弃。制作一件作品需要至少两周，电窑炉烧制一次电费最高可达上万元，所以每件作品的成本不菲。
2007 年，陆驰从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进修归国后决定成立一个艺术工作室。因为要满足电窑炉大功率耗电的需求，陆驰特地在南汇找了一个工业园区作为自己的工作室。陆驰把近 130 平方米的半边车库改造成了自己的制作空间，楼上还有一间作为泥稿区、展示区和休息区，甚至建了一个浴室，每次打磨完玻璃后过来洗澡更衣。陆驰笑称自己不但是设计师、施工人员，还兼了保洁人员，200 多平方米的空间内都有陆驰自己亲手操持的痕迹。来过这里的朋友都说，“你简直就是女超人”。
陆驰的工作室被布置得井井有条，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玻璃艺术家的工作空间。在装修工作室之前，陆驰在图纸上自己设计了整个布局，包括需要工业用电的区域、冷加工与热加工区域，烧制区域等等。她强迫自己把每一件工具都必须规整到固定的位置，为了记住这些用具的具体位置，陆驰用笔把这些锤子斧子一件件在墙上拓出印子，连木手柄上的纹理也没有放过。就算是走进堆放着各类杂物的库房，包括手套、帽子、口罩、防护眼镜、砂纸等在内的每一件工具都会被妥帖安置在标有标签的塑料盒子里，决不允许有一丝凌乱。收集各类工具是陆驰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每次环球旅行过程中除了寻找灵感，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搜寻好用的工具。陆驰的经验是，这些工具几乎都能在中国以便宜很多的价格淘到。用于玻璃艺术创作的工具门类极广，有烘培用的打蛋器和刮刀，木工用的锤子凿子，绘画用的毛刷等等看似与玻璃艺术毫不相干的工具，都是陆驰在长达 11 年的创作经验中找到的窍门。
陆驰的工作室堪称最整洁的玻璃工作室，不同的工具分门别类地放在各自的塑料盒中。
这位精力旺盛的艺术家不但在艺术作品上独具创造力，还在工作室里装了不少自己发明的小装置以方便工作。传统的翻模工具都是用宽平的木板，陆弛自己设计了一种木板之间带铰链的翻模，使用这种工具可以使石膏的用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在温度的控制上也会更准确，从而增加作品烧制的成功率。就连作品制作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不同功能的工作服也是陆驰自己设计改造的。在打磨成品的区域，陆驰特地跑去北京路买了大棚用的塑料薄膜，再在人民路找商家打了气钉做成巨型浴帘，用来遮挡带水操作时飞溅的水花。
陆驰涉足的领域远不止这些。她善烹饪，会操持修理各种器械，自己做衣服，设计玻璃首饰，就连婚礼都必须要自己亲手策划布置。在陆驰工作室的角落里放着一束白色玻璃花，据说这是她婚礼上使用的捧花，就连送给宾客的喜糖也是陆驰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玻璃糖果。她热衷于每一件东西都要亲手制作的乐趣，也不太在乎自己的知名度可以带来多大的市场效应。这间工作室是她完成每一件作品的地方，每一个过程都必须由她亲自参与。打磨的工作常常占去整个创作一半的时间，尽管如此，陆驰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人加工，并且每一个细节都要亲手把握。在她看来，“艺术家的本质就应该是你亲自动手去完成一件东西 ，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由你亲自动手。那才是艺术家创造了艺术，而不是艺术家的思想加上别人的劳动创造的艺术。”
几年前有一对美国收藏家来中国买陆驰的作品。买下作品后两位收藏家问陆驰想要用这笔钱做什么用。陆驰说，她希望可以用这笔钱把自己的冷加工区装配得更好。这样一点一滴慢慢充裕工作室的过程，是她最享受的工作状态。
广告公司 | W+K：为创意与自由而生
各式各样的酒瓶子是办公桌上最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之一，每三个月全体轮换一次座位，年会上老板可以不致辞，但后勤阿姨一定要致辞……大概很多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都会想去 W+K 应聘吧。
W＋K是一家广告公司，为许多著名跨国公司提供广告方案，他们的工作室也以随性的氛围和无处不在的创意令人印象深刻。
在 W+K 办公室的拍摄工作最终变成了一场热闹的年度大片。每一个被随手抓进镜头的人在快门响起的那一刻都开始魔法师附体，你永远想不到这些创意人会从哪个角落拖出几件让人咋舌的道具。比如，万圣节派对上遗留下来的假腿、无数把吉他、滑板、可以和主人一起来上班的宠物，或者哪位自称是“坏人”的外国同事放在桌上的陈酿花雕。作为本期专题唯一一间拥有上百人扎堆的创意设计工作室，W+K 以极自由随性的工作氛围和快要溢出来的创意灵感让人印象深刻。
1988 年，在美国波特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W+K 的两位精神领袖 Dan Wieden 和 David Kennedy 以一句“Just do it”彻底征服了 Nike 公司，让这间不走寻常路的公司从此走上世界顶尖创意机构的舞台。W+K 在 2005 年正式入驻中国。初到上海，这间当初仅有 6 个人的创意公司必须重新从零开始打开市场。仅一年过后，这群创意人就再一次接下了 Nike 中国区广告的接力棒。如今，W+K 的版图已拓展到全球各大城市，并逐渐获得匡威、星巴克等全球各大流行品牌的青睐。2011 年，《fast company》杂志评选 W+K 为“世界 50 大最具创新意识”的公司之一。
2010 年，W+K 上海的 80 多号人从肇嘉浜路一栋小洋房改造的工作室搬迁到新址，和他们一起搬家的还有竖在公司楼下的一尊巨型娃娃 Perk。说起旧居，公司的老员工很是不舍，W+K 成功在中国打响名号，原本只有十几个人的小楼在迅速激增的员工人数下被压到楼板咯吱作响。有关部门跑来警告住客们必须要搬走，无奈之下，那栋堪称“工作室典范”的独栋花园洋房最后还是被舍弃。
创意人执着地把小洋楼原有的绿草坪和木楼梯搬进了新居。那块称之为“green”的绿地被刻意设计成起伏的山丘状再覆盖上柔软的淡绿色织物，作为休息区和活动区，工作时间随时能看见几个抱着电脑瘫倒在红色章鱼爪垫子上埋头工作的员工。如果遇上重大节日或员工离职，这里也是举办派对的首选之地。据说去年圣诞节期间，全公司人就在“green”上举办了一场慈善拍卖会。当然，待拍的拍品绝对不可能只是正常的东西，也极有可能会是和老板打一次篮球，一盒过期午餐肉或是爱心马杀鸡等等搞怪的想法。
这栋极具工业感的建筑被改造为天井式结构，让各楼层间的视野都显得通透。后期打通的木楼梯从三楼中央直通到五楼，仅站在五楼天井处的楼梯口就能看清各楼层的环境。拆除了墙壁厚重的遮挡，整个工作环境都显得开放。偶尔，你还能听到楼上的人冲着楼下正嚼着零食的同事大喊，“Jim 你可以不要吃了嘛”！而在设计之初，这种亲密无间的工作氛围就是 W+K 一直都想传达给每一位员工的。
创意人总需要不断从各个渠道了解不同的东西来获取灵感。三楼前台的门口沿用旧居的原有设计，特别设置了一排开放式的书架和圆桌作为员工的公用图书馆。每一个员工都可以将自己富余的书拿来扩充图书馆。书架上还贴有公司设计师自己设计的标签，处处透露出 W+K 独具创意精神的一面。
W+K 的三楼有一间开放式大厨房。上午刚上班时，整间餐厅都弥漫着一股小笼包子的味道。负责后勤的阿姨已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据说 W+K 年会上的传统是老板可以不致辞，但是阿姨必须要致辞。后勤阿姨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公司外侧挂满员工肖像的楼梯上就能看出。全球各家 W+K 的传统之一就是员工之间互相要给对方画一幅肖像。几年前一次互画肖像的活动中，公司的设计师把后勤阿姨的肖像做成了剪纸，并且在底上附上一行大字“万物生长靠早饭”。去年，这项传统活动被升级成为电子版，来自“W+K+”的设计师 Robert Nilsson 在两天内为 W+K 的员工拍摄了一组宝丽来肖像照片，并让照片的主人在相纸上留下自己喜欢的印记，这些照片被输入前台门口的电子背景墙，无事的时候还可以在屏幕上玩一局小游戏。
名叫Green的活动场地，员工可以躺在软垫上办公，也是用来举办派对或慈善拍卖会的地方。
这群年轻创意人一直都坚信“只有享受工作才能做出好作品”。所以，在稍显凌乱的办公桌之间，各式各样的酒瓶子成为最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之一。如果问起 W+K 的创意人灵感塞车的时候怎么办？他们的回答几乎都会是“喝酒喽！”喝酒并非是公司内部倡导的休闲方式，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公司的几位大佬桌上也会出现几只酒瓶子。
这里没有属于老板的专用办公室。在一堆乱哄哄的办公桌之间，竖着三把吉他的工位附近就是 W+K 几位高层办公的地方。但是如果隔几个月再去拜访一次 W+K，那里的一切或许就又不一样了。这间特立独行的创意工作室激发员工创意的方式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另外一个有趣的传统还要属每三个月轮换座位。这个庞大的内部座位调动计划每次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统筹安排，有时甚至连带着整间公司的座位布局也要重新洗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随时保持新鲜感。不同于一般办公室规范化的办公配置，公司里很多特别的椅子都是同事自己从家里搬来的。每个办公空间都任由他们的主人自由发挥，按照自己的性格和喜好布置。
2011 年，W+K 在公司底楼开设一个名为“W+K space”的项目，这间被称之为“全中国最小的艺廊”用于展览，展出同事、本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作品。而在今年，W+K 的办公室又多了不少新鲜的配置。HR 在听取各位同事建议后，在办公区域内特别开设了很多间不同风格的会议室用作思考与讨论创意的空间。三楼在建设中的实验室将用作为模拟实践各位创意人好想法的实验场所。
顶楼的露台是公司员工平时休闲聚餐的地方，夏日里全公司的人都会在楼顶举行烧烤和夏日露天派对。天气好的时候有的人还会把办公桌搬到楼顶办公。为了充分利用这片难得的空地，公司筹划了一个“露台改造计划”，准备在楼顶放置一些可供员工休闲娱乐的设施。这个神秘的计划至今都没有揭开谜底，从那些画着白线的场地来看，有人说可能会在角落设一个吧台，也有人觉得说不定会弄几个露天温泉浴缸……
谁知道呢?在 W+K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书籍设计师 | 孙浚良：我的店就是我的工作室
孙浚良的新工作室是包含了办公区、丝印坊、艺术品展示区和商品零售区的多功能空间。如果说书籍是其设计概念的体现，同样，这个奇怪的办公、零售综合体也是他设计概念的一种体现。
丝印坊是孙浚良新工作室唯一已经布置好的地方，以后他会在这里印制带有设计感的卡片、信封等礼品.。
孙浚良最新的一间工作室 wondull-ful studio 就开在和朋友一起设计的餐厅里，筹备近半年，装饰工作已过了两个多月，展厅里依旧只有几排空架子和一些少有的摆设。即便如此，身为主人的孙浚良依然可以站在这间空空如也的屋子里描绘出 wondullful studio 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兼具了工作、展示与商业功能的空间。
印在玻璃大门上的工作室名字被分割成了“won-dull-ful ”。这是一个刻意的设计，它可以解释为“无趣（dull）中有 wonderful”。Wondullful Studio 在 light &Salt 餐厅里空置了许久，就连孙浚良都觉得应该要把它开起来。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这间店的客流量，并且表示“这间店可能每周只会开五、六、日三天”。
工作室的空间几乎都只是雏形初现，唯有一间独立的丝印工作室 PRINTOGRAPH 已成形，工作台、一台小型丝网印刷机以及纸张晾干架已经就位。工作室与酒吧只隔着一层玻璃，在店内休闲的客人都可以近距离参观设计师操作丝网印刷机的过程，并且可随时免费拿走工作室内定期设计印制的海报。在孙浚良的设想中，这个丝网印刷工作室除了印制海报，还可以为客人私人订制一整套只属于私人、家庭和情侣的 logo，个性化的 logo 将被印制在所有者日常使用的物件，如信封、信笺和各类卡片上。
作室是办公、零售和展示空间的综合体，未来会展示和出售孙浚良自己的设计，也会根据他某一瞬间的灵感而制成商品。
丝印工作室的作品会成为商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更多的商品则会根据孙浚良某一瞬间的灵感乍现而规划。一张 1960 年代德国人喝茶的照片，也许会引发关于茶壶的主题展示；1970 年代的英国斗鸽画可能会导致那段时间所有的展品都与动物有关；他可能会把 5 元钱一支的圆珠笔和 50 万一支的镶钻钢笔放在一起卖，只要够美就行；他甚至想在这儿卖抽水马桶，或者卖全世界最丑的东西……说到激动之处，孙浚良冒出了一句：“这个地方是变态的。”他硬生生地把开店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书籍设计是我体现设计理念的手段，同样，开店也是我体现设计理念的手段”。如果一定要给这里下一个定义，那么最理想的解释可能就是，“我的店就是我的工作室。”孙浚良说。
孙浚良在 8 年内已经换了五个工作室，并且几乎每年都会主动搬一次家。这种看起来太过折腾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是有原因的，“你会对身边的每一个东西都很习惯，习惯是很可怕的。我们做人就是太容易习惯了，所以很危险。”不甘于墨守成规的态度在这间工作室里就能看得出来，在 wondullful studio 的物品或许每两三个月就会更换一次。按照孙浚良的构想，他的下一步计划可能是开间厨房。
针织艺术家 | Thomas C.Chung：流动的艺术家工作室
Thomas 就像现实世界中的“小王子”，他用柔软的毛线织物创造一个童话世界。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从外滩的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去了瑞士苏黎世，开始另一个艺术家驻地项目。
编织艺术是Thomas讲故事的方式。
在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见到 Thomas C.Chung 时，他在这个艺术家驻地的生活已接近尾声。这位年轻艺术家看起来很害羞，他不会说中文，一件灰色短袖体恤外面套着一条牛仔背带裤，走路时总是带着拖鞋摩擦地面时发出的沙沙声。所有的细节仿佛都在说明，他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是一个长不大的成年人。
Thomas 将普通人当作是技能的编织变成了艺术。在成为编织艺术家之前，他想做一个儿童绘本作者，但苦于讲不好故事，因此选择了以编织作为讲故事的方式。2008 年，Thomas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一间养老院里，用 9 个月时间向老人们学习如何编织。他的第一件作品是一朵缀着珍珠的红色毛线蘑菇，手工略显粗糙，不算太平整的针脚上还留着不少漏针留下的孔。这只蘑菇此刻就躺在工作室一角，Thomas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的第一件作品作为纪念。
坐落在外滩最佳地段之一的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从 2011 起为来自全球的现代艺术家提供免费的驻地项目。经过网上报名并甄选后的艺术家都可获得最长达 6 个月的工作与居住空间。Thomas 的卧室和工作室在一条过道两侧，工作室内放了一张原木色长桌和几把凳子，除此以外，最抢眼的就是那些用羊毛线织成的作品和一本英文版《小王子》。
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为艺术家提供免费早餐，餐厅也是艺术家的交际空间。
很多朋友都形容 Thomas 就像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小王子，他用柔软的毛线织物创造一个童话世界。作品中的故事大多来自于艺术家的亲身经历。最初的作品里 Thomas 用毛线编织了很多食物，他故事中的孩子就躲藏在这些可口的食物之后，“我小时候有点了解这个世界不美好的一面，于是我开始暴饮暴食。刚开始的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但是到了后来，这些食物却带来了很多问题。”
Thomas 的工作室里一角一些仙人掌。这些色彩艳丽的植物将成为他作品中的孩子探索世界的第二篇章。当这些孩子开始接受这个世界的不美好，他们开始走出糖果和食物的保护并开始思考如何去解决那些让他们无法预期的困难。“我希望能制作很多编织植物，很多看似会其实不会伤害到你的东西，就好像是仙人掌。”
即便是那些摆放在房间内的成品，Thomas 也不愿将其称之为已经完成的作品，“我不会单独将这些东西当作一件玩具出售，只有当它们被赋予完整的背景和故事时，才能称之为是完整的现代艺术品，否则它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往常的日子，Thomas 会深夜坐在工作室窗边编织他的作品，他习惯享受夜晚的平静和单纯，更舒服的状态是能够躺在自己的床上工作。他喜欢晚上在灯光照耀下的城市，因为灯光只展现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采访结束后两天，Thomas 在和平饭店的驻地项目正式结束。按照该项目的传统，艺术家们必须要留下一件艺术痕迹。Thomas 留下的痕迹是八朵分别装在玻璃盒内的织绒玫瑰花。离开上海后，Thomas 将赶往下一个旅行目的地—瑞士苏黎世的另一个艺术家村。
本文来自：《外滩画报》[+] 编辑：King
